疾病、健康及治疗的相关行为和认知，是医学人类学的重要关注对象，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在对它们的研究中得以应用和发展[1](24)。围绕疾病和健康问题，积极参与公共卫生实践，是医学人类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国内医学人类学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和社会学相比，医学人类学从研究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远远超越了同期的医学社会学[2]。对于国内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学者们从著作出版、论文数量、机构建设、领军人物、研究领域、理论视角和方法贡献等一些方面进行过较为细致的总结[2][3][4][5][6]。从这些总结性文献可以看出，对公共卫生项目的参与，是近些年医学人类学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在当前的公共卫生项目实践中，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模式处于主导性地位。因此，人类学在参与公共卫生项目时，必然会涉及人类学和流行病学的跨学科合作[7]。正视人类学和流行病学之间的学科差异，并在学理上探讨两学科合作的基本维度或基础，是人类学者参与公共卫生项目时不易回避的重要问题[8][9][10][11]。因为该问题的解决对人类学更为频繁和更为深入地参与公共卫生项目，以及医学人类学自身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文章拟从人类学和流行病学跨学科合作的角度，对既有的国内人类学的公共卫生实践进行选择性总结，分析既有研究实践对于学科合作的启发*在相关研究中，学科界限并不清晰，因此文章也会偶有涉及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

一、 社会文化视角与生物学视角相结合

目前，流行病学已充分认识到疾病和健康问题研究中相关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流行病学擅长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疾病和健康问题，如分子流行病学，但受到学科的限制，对社会文化的角度不够擅长，因迫切需要人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帮助，人类学参与公共卫生项目即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从具体的实践来看，人类学基于整体论思想，从学科擅长的社会文化角度入手来研究疾病和健康问题，力求实现社会文化视角和生物学的结合[12]。

比如，庄孔韶认为，在对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各种人类问题进行考察时，既要把人当作一个完整的生物系统加以研究，又要对不同人群的文化系统予以联系性的必要考察，即生物—文化整体论(bio-cultural holism)。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把生物和文化两个半偶族维持成一体。这样我们才能既看到人们行为中的生物学动机又看到其文化动机，人类的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需要同时并举方可获得共同发展[13]。针对毒品成瘾问题，医生与公共卫生专家偏向于生物学角度来解决问题，即采用科学主义的方法论来开展应用实践。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更多倾向于借助社会文化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其中较多涉及精神、信仰和价值观等科学所不及的内容。在思考彝族的毒瘾难题时，庄孔韶发现彝族的信仰、道德价值观、盟誓仪式、习惯法、家支组织、尊严、诚信、责任、族群认同和亲情教化等，都可以成为战胜毒瘾的重要文化力量[14]。

景军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艾滋病感染风险的“泰坦尼克定律”。他认为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着不同的客观风险和不同的风险认知，不同的风险认知决定着不同内容的恐惧和人们对客观风险的不同反应，不同的风险反应决定着不同的行动。由于中国艾滋病风险在客观和主观层面上的互动关系受制于我国特有的社会分层结构，因而我国弱势群体在客观层次所面临的艾滋病风险与这些群体的风险认知、恐惧心理，以及带有歧视成分的态度和行为处于一种孪生状态[15]。潘绥铭也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艾滋病流行的现状，更多地是由各种社会因素造成的，而不是艾滋病病毒“自然地”传播的结果。它并不是一个仅仅作用于社会的问题，更是一个来源于社会的问题，是基于制度、组织、文化、社会环境、思想信仰等社会发展中的负面因素而产生并加剧的问题[16]。在众多的具体研究中，潘绥铭及其学术团队从性社会学的角度对性病和艾滋病问题进行研究，着力挖掘疾病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17]。翁乃群在《艾滋病传播的社会文化动力》一文中指出，无论是艾滋病传播的地区不平衡性，还是在不同地区主要传播方式的差异，以及对不同社会群体危害程度的不同均表明，艾滋病的传播与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制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和人类历史上曾经遭受过的各种传染病的危害一样，艾滋病传播的发生既有其生物学原因，也有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原因。大量事实证明，要阻止艾滋病的蔓延扩散，不仅要探讨其发生的生物、生理背景，更要关注其得以扩散蔓延，造成某些地区高感染率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只有通过采取生物与社会综合分析的方法，即将临床医学与社会理论、流行病学与历史、田野志和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才可能更好地认识这一社会事实[18]。他还和自己的同事结合一些具体的田野调查，对艾滋病和性病在我国传播、蔓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做了细致的描述和讨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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